高考作文素材:2014年1月14日媒体热点评论摘录

万。转基因玉米试吃事件而引发的方舟子和崔永元的嘴仗几个月来不断升级,方舟子日在微博里表示,崔永元对自己造谣、诽谤,要追究其法律责任。而崔永元也不退步:肘子诉状写完了,现在可以有时间整理一下自己造过多少谣、侮辱过多少人、犯过多少次法了。新春伊始,万象更新,你重新做人的机会到了。不得不表扬的是,你终于选择了一次正确地解决问题的方法,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当然我认为你胜诉的几率等于零,还是要鼓励你走正路不走邪路。

方舟子和崔永元原本并无“过节”,其微博论战的缘起,在于对转基因食品的不同看法。转基因是个非常复杂的事情,一直以来都存在争议。对一个事物有不同的看法很正常,产生争议和所谓的“论战”有时也在所难免。理不辩不明,很多时候有争议也不见得是坏事。但学术争议和观点之争,应该限定在正常的范围内,切不可越界。否则,就很容易陷入毫无意义的“死缠烂打”泥沼难以自拔,甚至还可能在情急之下出现“人身攻击”等应激反应,洞穿道德和法律的底线。方崔之争是否超越了某些界线,还有待司法机关作出判定;但从两人最终对簿公堂、互不相让来看,他们在争论过程中确实可能有不太理智的情况出现。

信息社会,人们的观点日渐多元化,所有人都“统一思想”的年代一去不返。而网络特别是微博的出现,也为人们的意见表达和思想交流提供了最为便利的载体。有一利必有一弊,人们在享受方便快捷的交流和沟通所带来的乐趣的同时,一些争吵乃至“是非”也由此而生——哪怕是素不相识、天南海北的两个人,也可能为了某个事情争得“面红耳赤”,情绪失控者大有人在,因此引发的官司也常有耳闻。方舟子和崔永元都是有一定素质的名人,却也不能免俗,令人惋惜。

方舟子起诉崔永元,“转”的是啥“基因”?将主战场从微博转向法庭、从隔空“骂战”转向对簿公堂,说明两人已经从情绪激烈的论战中冷静下来,理智战胜了情绪,法制观念战胜了“个人英雄主义”。现在是法制社会,不管谁拿起法律的武器为自己维权,都值得支持。就连崔永元也表示方舟子“终于选择了一次正确地解决问题的方法”,表明两人终于在“走法律途径”这个事情上达成了共识。这就对了。

方崔二人谁是最后的“胜家”,目前还不得而知;转基因之争也不会因此而划上句号,相关争议还将继续。但此事带给我们的启示依然不少: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更需要自律自省,不能毫无顾忌,否则“后果自负”;法律是最公平的社会规则,依法办事、依法维权应成为每个人的共识。

学制太长催生剩男剩女?广东省政协委员黄艳儒近日提案建议缩短学制:将现行小学到高中学制缩短为9年,学生19岁就可大学毕业,有充裕的时间适应社会、成家立业。他认为,学制过长易导致学生进入社会太晚,适应社会慢;学校与社会学用分离,学生适应工作慢,工作压力大、稳定性差;特别是女生,毕业时已近晚婚年龄,工作与婚恋难以兼顾,给婚育带来影响;等到工作基本稳定时,这些人已是大龄青年,从而产生大量“剩男剩女”。(1月13日《广州日报》)

对黄艳儒委员的很多观点,比如现行学制中,“高中与大学‘大求全’的课程设置没有必要,专业化和职业教育更加符合社会需求”等等,我都非常赞同。而对其“学制太长催生剩男剩女”的说法,我觉得过于草率。因为这就是个伪命题。

中国公民恋爱自由、婚姻自由——不管他是在上学,还是已经踏入社会。大学校园里,学生谈恋爱或者同居者大有人在,这早已不算什么秘密。并且,教育部新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取消了原规定中“在校学习期间擅自结婚而未办退学手续的学生,作退学处理”的条文。

《婚姻法》规定男22周岁以上、女20周岁以上可自愿结婚。原《高校学生管理规定》中的条文与婚姻法不一致,取消这一禁令是尊重法律的体现。达到合法年龄的公民都能够选择结婚,这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应该得到保障。因此,如果在校大学生觉得两个人感情到了可以结婚的地步,在校期间结婚也是一件自然的事情,可以理直气壮地结合。据媒体报道,现在大学生结婚的现象日渐增多,“老婆读大一,老公读大二”并不罕见。

剩男剩女越来越多,确实成为一大社会现象,也愈来愈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和担忧。据调查,城市白领32岁到35岁之间结婚的比例相当大。这一现象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比如部分人婚姻家庭观念日渐淡薄、男女择偶观念存在差异和错位等等。现代人生存压力过大,也导致部分人的择偶和婚姻受到诸如房子、收入等因素的影响。

剩男剩女泛滥,跟“学制太长”没有必然的联系。最起码,“学制太长”并非惟一原因,亦非最主要的原因。至于学制是否真的太长、是否真的需要缩短,则是一个需要慎重对待的问题,在采用科学方法进行详细调查分析之前,最好不要轻易下结论。

学制太长毕业太晚造成大量“剩男剩女”?昨日,记者从省政协获悉,省政协委员、广州军区总医院政委黄艳儒提交提案,认为整体学制太长导致学生毕业太晚,造成适应社会慢、婚育压力大等诸多不便。他建议,将现行的小学到高中的12年学制缩短为9年,这样19岁就可以大学毕业,可以更早地规划人生。(1月13日《广州日报》)

想必黄艳儒这样的观点会引来口水战。因为从以往的经验来看,造成“剩男剩女”的原因既有个人的好高骛远,也有就业环境收入苦逼的一面,甚至还延伸到计划生育性别比水平。这些都有一定道理,但既然“剩男剩女”的成因有诸多因素,那么我们不妨倾听更多的因素,且慢些吐槽为好。

我看黄艳儒的提案值得考虑,因为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从学制设计的角度看“剩男剩女”因素,角度新颖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可行性。时间是万物生长的条件之一,也是物质量变质变的因素之一。时间对于人的成长亦然,缩短了学制就意味着早日出社会磨砺,早日适应更多的发展,也就能更充分地为爱情事业作储备。

缩短学制并非不可能。早在几十年前,我们的小学就曾施行过五年制。中学也先后有过两年制三年制和四年制。就全国而言,小学学制一直是五年制六年制并行的,比如江西省就一直推行小学五年制。把现在通行的中小学12年缩短到9年完全可以一试。这只需把教材编制为“精华版”就可以了,缩短学制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教学质量差,只要优化课堂教学提高学习效率完全会有质量保证。

缩短中小学学制,把更短的时间用来提前融入社会,成家立业,确实有助于个人与家庭,以及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提早结束学业,早日进行爱情,岂不更容易实现爱情事业双丰收?让学制变短助力消灭“剩男剩女”,我看这个可以有。

学制太长毕业太晚造成大量“剩男剩女”?昨日,记者从广东省政协获悉,省政协委员、广州军区总医院政委黄艳儒提交提案,认为整体学制太长导致学生毕业太晚,造成适应社会慢、婚育压力大等诸多不便。他建议,将现行的小学到高中的12年学制缩短为9年,这样19岁就可以大学毕业,可以更早地规划人生。(1月13日《广州日报》)

学制过长催生剩男剩女,从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有些道理,因为读书时间长了,毕业晚了,也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剩男剩女。然而,缩短了学制,难道就不会有剩男剩女问题?答案恐怕是否定的。更重要的是,缩短学制是一回事,而考虑剩男剩女则是另外一回事,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学制的问题,是值得讨论的,也一直处于争议之中。有些人认为现在的学制不错,没有改变的必要;有些人则认为现在的学制过长。全国人大代表陈华伟曾建议,将中小学学制由现行12年缩短为10年,将初中和高中(或中专)合并,采取“5十5”(小学五年、中学五年)学制,实施普及到高中的十年义务教育制度;全国政协委员许皋曾建议,缩短中小学学制到9年或10年。可将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的学制调整为小学5年、初中2年、高中2年的9年学制。“缩短中小学学制”的益处是可以看得见的,可节约家庭和社会成本,然而,学制的改变,却需要科学的设计,需要全面的视角,而不是从一个方面考虑,更不能从剩男剩女的角度考虑缩短学制,那样显得过于轻浮。

剩男剩女是现代社会特有的形象。剩男剩女过多绝不是好事,但产生剩男剩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社会的因素,更有个人的因素。很多人不是因为不够优秀而沦为剩男剩女,而是因为自己过于优秀,在身边找不到与自己相匹配的另一半而剩下;有些人则是因为过于看重物质,有些人则是因为缺乏安全感……原因不一而足。不是说学制过长与剩男剩女没有一点关系,但至少不是那种“因果”关系。如果因为要减少剩男剩女而缩短学制,那就有点儿戏了。

剩男剩女现象应该引起重视,需要从多层面去化解,而缩短学制,也是一个需要讨论的话题,但却需要从很严肃的角度去考虑。因为涉及的人太多,且事关教育的方向、个人的发展等重大问题。

一言蔽之,剩男剩女现象很严肃,学制问题同样很严肃,但从剩男剩女的角度考虑缩短学制。却是无厘头了。

48岁的陕西三原县女教师李瑛在学校工作了29年,至今工资只有540元,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为1050元/月,比她参加工作晚的老师,工资已涨到了3000多元。对此,三原县教育局有关人员解释,经过核实,李瑛没有编制,并不是正式教师。(1月13日《华商报》)

按现在的生活水平,每月540元的收入,即使在最贫困物价最低的边远山区,恐怕也难顾上一个人的温饱,几乎没有尊严和生活质量可言。而这位女教师在教育岗位上工作29年,得到诸多荣誉,每月的工资收入仅相当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一半。当地教育部门一句“没有编制”,尽管有些冷漠,但却也是实情,没有编制,就意味着是“临时工”,而“临时工”无论是与“编制内”同在一个岗位,无论比“编制内”如何更努力、更辛苦、更敬业,工资收入都要比编制内人员低一倍甚至数倍,这却是被社会无奈认可又是“残酷”的现实。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官方宣传最响亮的口号就是“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多劳多得”。去年新的劳动合同法修改中,再次将“同工同酬”写入新法,并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但是,法律很“丰满”,现实太骨感,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不但“带头”长期聘用临时工来补充人员的不足,同样长期以来也没有执行这项法律,无论是“协警”还是“协管”以及各式各样的“协勤人员”,尤其是教育部门的所谓“民办教师”,他们与正式编制人员在工作上没有任何区别,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的“临时工”,其工作量和辛苦程度甚至远远超过“正式工”,但就因为有个“协”字,不仅同工同酬属于“奢望”,甚至还要为正式工们的责任充当“替罪羊”。

尽管在教育系统,很早就取消了“民办教师”这一称谓,但事实上在一些边远地区农村和“正式工”不愿去的偏僻山村学校,依然还存在像李瑛这样没有编制的“临时工教师”。他们不仅比城里的正式编制教师付出的更多,甚至一个人带几个年级甚至好几门课程,成了一些农村学校的“全能教师”。他们担任这种“临时工教师”不只是出于生活,更是出于对山区孩子教育的满腔热忱,既是这些山区农村孩子的老师,又充当起他们的妈妈甚至监护人。媒体曾不止一次的报道这些“编外”教师的感人事迹,更多像李瑛这样没有编制的教师,把自己的一辈子“耗费”在农村孩子的教育上,他们热爱教师这个职业,并为其付出了巨大努力,但往往受到编制的限制,却不能真正成为国家承认和受到社会尊重的“人民教师”。

从李瑛的经历中,我们也能看出,学校离不开他们,孩子也不能没有他们,地方教育部门更不能缺少他们。但事实上教育主管部门却很少真正关心过他们,即使有国家政策的明确规定,但地方对教育,尤其对农村学校教师编制的控制却显得相当“吝啬”,宁愿在某些可有可无甚至无关紧要的岗位上进行“萝卜招聘”,也无心为李瑛们增加一个编制,即使为他们稍增加些收入,有时还因为“财政困难”而搁浅。2007之前,李瑛拿过几个月的1000元工资,但随后又回到了起点,6年来一直在540元的月工资上原地踏步。如果说这540元是给一位农村教育工作者的酬劳,不如说是对我们重视农村教育的讽刺,甚至是教育的耻辱。

诚然,增加编制不是件容易事,编制也需要严格控制。问题时我们编制的出发点是什么,尤其是对一些师资力量严重不足的农村。如果教师编制仅仅是控制教师数量而不与实际情况相关联,有学校没编制或有学生没编制,这样的编制设计本身就存在问题。尤其值得提出的是,同工同酬我们已经宣传普及了数十年,并且写入了国家的各项法律之中,特别是教育系统,本身就是教书育人,灌输培养正确价值观的职业,教育系统更应当不折不扣的来贯彻执行国家法律法规,而不是出于同情心理,通过某些看似体现关爱的渠道,给李瑛们一点“施舍”。教师是阳光下值得社会尊重的职业,无论他们的身份是属于编制内还是编制以外,只要教师是他们主要从事的职业,只要他们同正式教师一样为我们下一代的教育辛勤付出,落实法律法规给他们应有的“同工同酬”待遇就是最切实的尊重。而任何基于法规之外的同情或怜悯,不仅不是对教师的尊重,更是我们教育的“奇耻大辱”。

春节将临,中国人的习俗要在节日里频繁走亲访友,但穿梭于七大姑、八大姨、九大舅或朋友、上司之间时,如何在言语交谈中不把称呼搞错,这牵涉到一个人的文化教养,也体现了社会精神文明的水准高低,这就是我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中固有的“社会伦序”问题。

央视曾有一著名主持人在采访中询问对象父亲情况时,竟将该人父亲称之为“家父”而闹了大笑话,实际上若不用直白称“你父亲”而用高雅称谓的的话,应称对方父亲为“令尊”“令尊大人”、“尊长”或“尊严”为妥,这就是不懂传统伦序知识的结果。而在日常生活中,大量的当代人由于对伦序称谓不讲究或不懂,胡乱称呼便成为常态,例如已婚的许多当代女性常常不会用谦称而称自己为“我是某某的夫人”,殊不知在古代,“夫人”是有封号地位的尊称,一般已婚女子是不会在客人面前这么张狂称自己为“夫人”的,因为这就意味着浅薄。所以,伦序道德的称谓的混乱,往往影响了人的素质提高。

所谓社会伦序,是指社会成员个体或集群之际进行人际交往时的伦理道德秩序问题,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社会成员在语言交流时的互相称谓、自我身份称谓,这在古代是很讲究的,虽然我们没看到有这方面规矩的专门著作,但在大量古籍史著、经典小说中却可见一斑,例如丈夫向别人介绍妻子时,其称呼就有拙荆、拙妻、内人、内子、糟糠等多种,一般文人不会直接称呼妻子为老婆、老婆子,这就粗俗了;儿子向人谈起父亲时,古人的雅称是家父、家尊、家严,不会似现代人粗俗地称父亲为“老爸”;儿子称母亲则常以慈母、高堂、家慈、娘亲、老母等称谓,不会喊母亲为“老妈”(老妈易被延伸为老妈子)。二是群体交往中的伦理动作,例如父亲带几个儿子去向尊辈拜访,不论其中的某个儿子官多大、钱再多,也必须随在父亲后面,而与对方交谈、举礼,都由父亲带头,儿子是不宜多嘴或僭越的,否则便会被对方认为这个家庭没规矩,是很丢脸的。而当父母不在时,也应依次由老大出面“当头”,弟妹虽紧随其后可以插话,但也应得体。而夫妻一同出面拜见除岳父母以外的尊长,则也应由丈夫出面言语应酬,妻子再能干、再能说会道,也不能多嘴或随便插嘴,更不可因丈夫木呐而越俎代庖,否则也会被认为没规矩。

在古代,社会伦序中确实存在一些如歧视妇女等方面的封建道德内容(例如女子不能与外来男士同桌等),但它却是社会伦理文明的重要标志,非此便不能确立道德伦理秩序。其实这个问题在现代社会中也很重要,例如员工(秘书或助手)随老板去拜访官员或重要客户找项目、谈生意,若员工仗着自己能力强、业务熟而在老板面前喧宾夺主,不仅会引起对方反感,还会被认为该企业管理无序。而若有客人到访男主人,女主不讲伦序,在客人前数落丈夫或抢着表态等,这就可能会引发有君子风度者的反感,还会令有所图而来的客人产生非分之想,如不法商人便可利用女主人的强势地位乘机送贿而逼原本清廉的男主人就范,许多官员就是因家庭伦序梁塌而“炼成”腐败分子的。所以,社会伦序不只是个礼义、称谓问题,而是道德秩序乱套后会引发意外后果的大事。

在当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没中,很有必要补上社会伦序知识这一课,从而使我们的行为真正符合现代社会道统秩序的伦理规范。如何补?一是加强学习,从古籍经典中吸取有关知识的营养,以免在附庸风雅时闹笑话;二是多向长辈、前辈、社会学、民俗学方面的专家请教,尤其是可开些讲座,以普及一下这方面的知识。三是建议有关部门能否编写一本当代社会通用、实用的“社会伦序知识”读物,去掉封建的元素,结合民俗、习俗,以塑建并确立当代社会科学的伦序道统。

茅于轼的看法从经济学角度而言确实是有道理的,但是于我们的国情而言,他的看法恐怕很难实现。至于对茅于轼的过分攻击和批评,毫无疑问也是不应该的。

日前,茅于轼接受视频采访称,从经济学角度分析,火车票价上涨虽然不能增加供给,但是却能够减需求。涨价后,原本乘火车回家过年的人或更换交通工具、或调整返乡时间,最后达到疏散春运人流的效果。(1月13日《楚天都市报》)

和每一次茅于轼言论引发争议一样,此番言论一出,不少网友痛骂,甚至不乏恶毒的攻击。如果仅仅是单纯赞同火车票涨价,这样的观点被批评不意外。但茅于轼此番言论有个前提,就是接受视频访问时,他一开始就说了的——他的言论是从经济学角度来谈。接下来,他还称,光涨价也不够,同时考虑给穷人货币补贴,这样一方面疏散了铁路人流,同时也有利于提高铁路服务。而穷人,可以拿着补贴去选择其他交通工具。

如果完整看完这段视频,大部分人应该不会再误解茅于轼的观点。首先,无论站在什么立场应正视一个问题,中国的人均铁路里程太少,而在外务工的人太多,造成了节假日火车客运量过大。因此,要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需要继续增加铁路里程,只有达到一定的铁路里程,运力瓶颈才可能得到缓解;而另一方,因为经济发展不均衡,区域、城乡差距过大,不少人被迫外出务工。而户籍改革不够深入,实质性城镇化过慢,造成了节假日候鸟现象。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区域协调发展,同时需要拆除户籍壁垒。

抛开这些问题,我们回到火车票价问题上来,火车票价改革的前提是成本透明。这方面,茅于轼没有谈到,他仅仅是从供给和需求角度来说。显然,如果在成本不透明的情况下,火车票价随意上涨,这也有违涨价程序,对公众绝非好事。不少网友之所以批评茅于轼,事实上担心就是这一点。

自去年撤销铁道部、成立中国铁路总公司之后,有关铁路票价改革的讨论,就一直维持非常高的热度。特别是国铁总公司相关人士屡次表示,要按照市场规律,企业化经营来定价。作为企业想涨价是很正常的,但从铁道部分出来的国铁总公司实际上依旧处于绝对的垄断地位。如果铁路改革仅仅完成这一步就不往下走,不应该更没道理实现工程院院士王梦恕所言的,“铁路今后像中石化、中石油一样,就按照市场规律该提价就提价、该降价降价”。

就中国铁路改革目前的进展而言,以市场化名义涨价,可以说是最糟糕的改革。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周业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是说。无论是过去还是新成立的国铁总公司,铁路系统依旧处于垄断地位。而且铁路客运本该承担一定的公共交通运输职能,具备一定的公益属性,因此票价的制定不能完全由市场和企业说了算。不仅如此,国铁总公司所继承的资产和资本,不少来自政府投资和财政补贴,投资具有社会性,理应承担社会责任,其价格当然不能完全按市场化运作,还得考虑老百姓的收入状况、及对票价的承受能力。

于此而言,即便最终铁路改革深化下去,有了充分的竞争,票价制定也应受到相关部门和公众的制约、监督,不可能是完全意义上的市场化。另外,所谓普通铁路票价长达10多年没有浮动不假,但近些年随着大量动车线路开通,同时停运了不少普通列车,实际上铁路票价整体已经上涨,有的线路甚至上涨了数倍。因此,所谓火车票价过低,至少并非完全属实。而春运和节假日之时,公众急于回家,即便是价格较贵的动车依旧是一票难求。

综上所述,茅于轼的看法从经济学角度而言确实是有道理的,但是于我们的国情而言,他的看法恐怕很难实现。至于对茅于轼的过分攻击和批评,毫无疑问也是不应该的。

中的宋彬彬12日回母校道歉,这是继去年陈毅元帅之子陈小鲁道歉后,由开国上将之女发起的又一忏悔行动。宋彬彬和陈小鲁的道歉都是个人行为,他们年事渐高,属于“退出江湖”的一代,但他们的道歉却激起舆论强烈反响,社会再向他们伸出话筒。

陈、宋的道歉显然具有现实意义。当前中国思想领域十分活跃,社会快速转型带给公众种种困惑,陈、宋公开为自己文革时期的行为道歉,这从意外角度提供了直面重大困惑的争论点。

中国官方早已将文革定性为“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由官方做引导,上世纪80年代中国全社会对文革进行了深刻反思。改革开放可以说就是党和国家以实际行动全面否定文革的过程。由于十年浩劫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是灾难性的,并且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中国主流社会全面否定文革的态度非常坚决、稳定,文革在中国已经属于翻过去的一页。

但“文革”一词最近几年出现的频率很高,它重新提供了宽阔的争论面,导致一些出乎意料的发酵。

首先出现一批公开为文革唱好的人,他们虽然人数很少,而且大多处在社会边缘,但这在过去不可思议。有人认为这是中国社会“左倾”的重要动向,还有人认为这是社会多元化的正常涟漪,就像现在有人公开否定中国现行政治制度、反对领导一样,各种极端声音都能在今天的中国舆论场找到一块阵地,或者一个自娱自乐的角落。

二是中国舆论场这几年汹涌激烈,文革时代流行的贴大字报、造谣诽谤和人身攻击等恶劣做法“阴魂不死”,在互联网充分自由的环境下得以复活。这刺激了很多人对社会可能重蹈覆辙的担心,但也有一些人认为这一切属于民主,或者强调只要目的是发展民主,包括造谣等对现秩序的打破都是可以原谅的。

还有一些人无视国家已对文革定性的事实,要求党和政府出面为文革道歉。文革中的受害者有大量党员干部,少数“造反派”文革一结束就受到清算,党群那10年回头看是“同呼吸共命运”的,并不存在泾渭分明的加害者和受害者分野。上世纪80年代全社会一起反思,这比当时搞出一个大道歉,针对性更准确,也更具有建设性。

文革挺臭的,但当时的一些做法似乎不像上世纪80年代那样臭了,其中有些还受到变相推崇,贴上新的标签,而且如今争论的双方经常互指是“文革派”,跑到海外的一些人尤其喜欢用文革时期的大字报语言,围绕“文革”有很多乱象的翻新,可谓剪不断理还乱。

这一切需要得到厘清,陈、宋等人以个人名义勇敢地站出来,为文革时期的所作所为道歉,向社会提供了将个人与文革的关系掰开揉碎的机会。文革是晚年的错误,是从上到下的集体错误,但也在每个层面包含了大量个人的不光彩。个人的操守如何在“乱世”得到坚持,这同样是中国社会需要认真补救的一课。

文革是一个时代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绝大多数人共同分担了那一时代痛苦,也或多或少同那个错误有份。作为政治路线,文革已被清算,它其实也是最容易做的部分。而它所暴露的人性的问题,或许更值得长久的反思。

“中小学教师男女教师比例失调正在越来越严重,甚至小学男老师不足两成。”今天下午,在南京市政协会议上,民进南京政协委员集体递交提案,呼吁重视男性教师的严重缺乏,被女性教师环绕的青少年将会出现“伪娘”“女汉子”这样的性格错位。(1月13日中国新闻网)

南京这位政协委员所说的校园性别生态失衡的现象,恐怕在幼儿园那更加严重。而关于加强男老师比例的呼声,这也不是头一遭。只不过丢出的“伪娘”“女汉子”的词汇过于前卫化,以至于招来不少眼球。

要说校园里缺乏男老师这事追本溯源,还得从当年这拨人填报高考志愿之时说起。一直以来,报考师范教育类专业的都以女生为大多数,这包含了对以后人生的决定性规划。女生成为老师之后,更能够增加婚恋保险系数,并可以着重对后代教育上的倚重。而在“家有三斗粮,不当孩子王”的老旧观念把持下,以及缺乏挑战性等因素的影响,男生并不是太愿意去中小学校当教书匠。当然,大学教师除外。

同时可以看到的是,有些地方随着教育去行政化的步子迈得越快,也挤压掉部分男老师在教育上谋求仕途的愿景。就中小学校的校长来说,以前按照级别可以有副科、正科的行政待遇,但随着教育职业化的推进,这些光环将不再。对于男教师来说,吸引力又降低了不少。

在推崇务实主义的背景下,教师这个岗位按理来说理应具备相当的竞争力。现在教师是事业编制,酬劳由财政拨款,每年还有两个较长的假期,但却呈现阴盛阳衰的性别失衡局面。很大原因是社会已经开始进入了“老师就应该是女性”的性别固定思维。而现在由于校园性侵案的此起彼伏,某些学校出台的奇葩政策,把男老师们都做了“有罪推断”,这的确很打击人。

另一方面,应试教育的桎梏也让男性感到职业生涯的索然无味。尤其是在不发达地区,由于呆板的教育模式,往往让学子步入大学校园之后,才发现见识上和城市里孩子的巨大差距。这样的感受,让部分男生不愿意让自己步入这个“轮回”。此外,教师的编制考试也是让不少男生望而却步的原因,在他们看来,如果不能在短时间把自身资源发挥到最大化,就很可能在被同时间起跑的人给落下一大步。

教书育人是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但男教师成了少数派,恐怕和自身利益以及应试教育的工作等有莫大关系。就结构上来说,男老师不仅有调节校园荷尔蒙的效果,他们在知识的汲取和传导方面,也绝不输于女性。但这些都是场外因素,真正要激发男老师欲望的,应该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但归根到底,根子上应该是那种强烈的归属感。非如此,恐怕校园的“男伯乐”还会不常有。

要是问北京的低年级小学生,今年最高兴的事情是什么,估计很多孩子会回答说,没有考试了!在北京市东城、西城、海淀等部分学校,一年级学生期末考试告别传统试卷,改玩游戏,甚至家长可以一起陪考。(1月12日中国广播网)

这几天,很多小学生已经进入到了放寒假的状态。北京部分学校今年期末不考试,“智慧闯关、快乐遨游”的游戏要让孩子“爽”一回。好几年前有报道说“9岁女儿玩过小学,好爸爸胜过好老师”,一条重要经验就是给孩子“三多”:玩耍的时间多、看电视的时间多、看课外书的时间多。如今,学校开始让小学生玩起来了,这是实施素质教育的一个窗口,也是教育改革成效初见端倪,确实值得期待。

不过,既然是玩游戏,家长何必来“陪考”?大年底,家长们都比较忙的,说是允许家长陪孩子在游戏中体会学习的快乐和成功的喜悦,但哪位家长不希望孩子能在游戏中拔得头筹?别的家长去了,自家没去,结果积分低了,不仅仅是个面子问题,岂不又“输在了起跑线上”?这么一来,“陪公子玩游戏”的家长们会比考试还累,负担更重。

既然是玩游戏,何必到期末?虽然期末玩的是游戏,但更像“新瓶装老酒”、换了马甲的考试。在德国等一些国这有,不一定都会有期末考试,包括中小学在内,很多科目的考试都分散在平时,孩子的学习和考试压力都比较小。小学毕业后老师会根据每个孩子的综合素质进行评分,然后推荐他们上相应的学校。而咱们期末以游戏代替考试的“候鸟效应”,同样会使孩子们感到有压力,很紧张。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分分分,学生的命根。”看来,要走出惯性的考试模式,还需要从理念上、制度上、实践上走得更远,更加创新、务实、开放,让小学生的游戏玩得洒脱一些,纯粹一些,轻松一些,真正使他们在潜移默化的寓教于乐中快乐成长。

这几天,很多小学生已经进入到了放寒假的状态。要是问北京的低年级小学生,今年最高兴的事情是什么,估计很多孩子会回答说,没有考试了!在西城区的一些学校,考场中看不到传统的试卷,却到处是孩子们的笑声,他们考试不答卷,改为做游戏,答对了还能有奖品。比如说,育才学校今年的期末考试就给了一年级学生巨大的惊喜。孩子们人手一张“智慧闯关快乐遨游”的体验卡,可以尝试“把耳朵叫醒”、“蚂蚁搬家”、“分秒不差”、“奇思妙想”等等多个项目关卡,每通过一项体验,家长志愿者评委便会给他们几颗代表得分的小星星。(1月13日新华网)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分分分,学生的命根。”这是多少年流传下来的顺口溜,今天,终于在北京的低年级学生打破了,考试不答卷,改为玩游戏,这是对传统考试的颠覆,这是对新型考试的引领,这样的改革很棒,很有启迪意义。

学校领导说,一年级孩子入学只有几个月,如果一上来就是紧张的考试,他们肯定不适应,而且还可能畏惧学习。因此学校允许家长陪孩子一起参加考试,在游戏中体会学习的快乐和成功的喜悦,让孩子们爱学、乐学、会学,不把学习当成负担。学校领导的话很有道理,考试不能让那个学生畏惧学习,考试应该是让学生喜爱学习的,考试应该成为学生快乐学习的兴奋剂。

笔者认为,这样的“玩游戏”考试,可以在所有的低年级普及,同时,这样的“玩游戏”考试,也可向高年级实验推进。我们的时代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我们应该打破传统的陈旧思想,应该以全新的改革意识去变革我们的工作。用现代的教育思想去培养现代的孩子,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适应现代需求的人才。我们的教育应该进行彻底的改革,改革不妨就从此考试改革作起,考试是教育指挥棒,只有考试改革好了,才能引领好教育真改革。

其实,传统的试卷考试并非教育的铁则,澳大利亚观察员胡方说,澳大利亚的基础教育秉承的是快乐教育的原则,和中国不同,澳大利亚的孩子们一年会有四个学期,在整个小学阶段孩子们都不需要经历期中和期末考试。德国观察员薛成俊的介绍:德国各地的中小学不尽相同,但通常情况下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考试。我们应该学习这些国家的经验,对我们的传统试卷考试进行改革,我们应该打破传统试卷的考试思维,逐步建立多元化考试思维,让考试的压力淡化,让考试的促兴趣力提升,让考试走向阳光,走向快乐,走向美丽。

教育改革的牛鼻子是考试,只有考试改革的生机勃勃了,我们的具体教育实践才能多姿多彩。“期末考”成“玩游戏”,这个改革很棒!是教育改革的美丽引领,我们期盼更多的学校参与到这个快乐考试的改革队伍中来。

335户受灾、242栋房屋被烧毁,昔日繁华的街市被倒塌的残壁覆盖……素有“月光城”之称的云南香格里拉县独克宗古城遭遇一场严重火灾,令人扼腕叹息。如今大火已被扑灭,除了一堆废墟瓦砾,更留下了关于古城以及古建筑保护与开发的诸多追问与思考。

独克宗古城大火并非孤例。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内,从湖南洪江古城到云南丽江古城,再到重庆风雨廊桥,脆弱的古城和古建筑频频遭遇灾祸摧残。

土木结构、道路狭窄导致消防设施难以发挥作用……各种消防难题几乎是共同的,灾后的解释也是“振振有词”的。但是,公众更想知道的是:针对长久以来客观存在的此类“短板”,各地在重视的旗帜下,究竟是否制定出了真正有效的消防方案?如果经不起实际的检验,种种所谓的“专门预案”是否有流于形式之嫌?

人们清楚地看到,不少古城、古建筑,或向游客收取固定的维护费,或直接收取门票,但这笔费用最终去向何方?用往何处?是否有专门的消防支出?

作为中国文化传承的历史载体,古城和古建筑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他们恰如一部部沉甸甸的史书,穿越古今。一座古城池、一间老寺庙、一条石板街,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人文、艺术气息。透过他们,可以知晓一个地域的特征,一个族群的文化。历经风雨的他们,还是我们间接了解中国古代文化历史的百科全书,一旦损毁便再难重现。

从原则上讲,不管是古城还是古建筑的开发所得,应首先服务于对他们的保护而非他用。但在现实中,一些古城和古建筑却陷入“重开发轻保护”的尴尬。一些地方热衷于招商引资迎客上门,游人如织、商业浪潮席卷的背后,是各类隐患日渐增加。

作为助力城市发展的重要文化资源,有远见的政府应从长远利益考虑,将古城以及古建筑保护作为城市规划工作的重要部分。在招商引资开发前,对古建筑进行认真排查和登记,并制定施行有效的保护方案,最大限度地减少各类安全隐患。

大火虽已灭,留下的追问与思考却仍在继续。涉事地方应进行深刻反思、严肃问责,对古城的重建应有周密的规划。而对于其他地方而言,更重要的是认真吸取教训,在增强忧患意识的同时,加强对各类隐患的排查,切实将历史留下的瑰宝保护起来。

印度古谚云:如果我们走得太快,停一停,好让灵魂跟上来。GDP在飞速增长,旅游经济也是热到烫手。这个时候,无论是风景名胜,还是文物古迹,都应该获得一个喘息的机会。

11日1时37分,云南省迪庆州香格里拉县独克宗古城发生火灾,经过10个多小时才扑灭。过火面积约1平方公里,整个独克宗古城的面积是1.5平方公里,也就是说2/3的古城都被烧毁了。初步调查显示,起火点位于古城中下段的如意客栈,初步排除人为纵火,具体起火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初步统计,香格里拉县独克宗古城火灾共造成335户、242栋房屋受灾(含拆除),部分文物、唐卡等佛教文化艺术品被烧毁。(1月12日《北京晨报》)

一场大火,让我国保存得最好、最大的藏民居群和茶马古道的枢纽——独克宗古城基本付之一炬。这样一场突出其来的火灾,烧掉了1亿元资产,烧痛了当地居民们的心,烧断了他们的生意经,而且,也让全国人民为之心疼。或许直到这样的火灾发生之后,我们才能够反思过度的旅游开发之于一座古城而言的毁坏力或者说是潜在的毁坏力到底有多大。

独克宗古城的开发始于十几年前,据说,政府投资2亿,撬动民间投资近10亿元,共同开发这座古城。当时,3000多户古城居民几乎户户投资、人人动手。很快,这个我国唯一幸存的独克宗藏族古城又焕然一新,最具藏族特色建筑文化的闪片房重放异彩,继而,香格里拉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旅游品牌。

旅游开发,无原罪。对于一座古城而言,利用历史文化积淀下的后发优势转化成为当下旅游市场的先发优势,也是许多古城进行旅游开发的初衷。这十几年的时间里,旅游开发无论为地方政府还是为地方百姓,都赚足了钱。但可悲的是,钱包鼓了之后,却没有人对这座“木质古城”进行安全保护上的设计。比如,如何防火的问题。

火灾无情。而有些东西,比火灾更让人心寒,这就是当地政府包括当地居民的消防能力捉襟见肘。在这座“木质古城”里,我们看到了以下几个令人失望的场景:一是,古城道路比较狭窄,很多道路只有3米左右宽,大型消防车根本无法入内,以至于拆房子成为了那晚的另外一场大火;二是,整个古城里只有一个消防蓄水池,这个蓄水池里只有800立方水,800立方水的概念,意味着一辆消防车用高压水枪来喷水灭火的话,十几分钟就能喷完,水源跟不上,消防车需要到1.5公里以外的水源点去取水,大大影响了消防能力;三是,一些消防栓结冰了,没法出水,消防车的水管、阀门等一些配件也因为结冰导致出水效率变低,影响了扑火的进度。

虽然说这起大火的具体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但事实上,有一些原因已经可以盖棺定论了。一个很重要现实就是,这座古城在过去十几年的时间里,陶醉于旅游开发带来的经济繁荣,甚至人人共享于这种旅游开发带来的红利,但是,却忘记了当代人对于这座古城的另外一个重要责任——保护文物古迹,保护传统文化尤其是佛教文化的现实载体。

印度古谚云:如果我们走得太快,停一停,好让灵魂跟上来。GDP在飞速增长,旅游经济也是热到烫手。这个时候,无论是风景名胜,还是文物古迹,都应该获得一个喘息的机会。近日,“故宫每周一闭馆”的制度已经正式启动。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开始,经历了那么多丑闻的故宫,现在终于放慢了自己的收取门票的节奏。而这样的“放慢节奏”的做法,不正也是其他旅游区该考虑的事吗?

1月11日凌晨1点30分左右,位于云南香格里拉县的独克宗古城发生大火,目前火情已得到控制,无人员伤亡。经初步调查,起火点位于古城中下段如意客栈,初步排除人为纵火。(1月12日北京青年报)

说起香格里拉的独克宗古城,很多人都会想起那是云南旅游的一个“符号”——它是中国保存得最好、最大的藏民居群,而且是茶马古道的枢纽。可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却让人们对昔日古城风貌毁于一旦倍感痛惜。

应该承认,一场发生在凌晨的大火,火势迅速蔓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已是非常万幸。但即使如此,造成的经济损失也触目惊心。初步测算火灾造成经济损失逾1亿元人民币。更为重要的是,这场大火对人们心灵造成的伤害。

据了解,香格里拉古城大多为土木结构的建筑群,街巷狭窄,人口稠密。当下正值冬季,气候干燥,按理说,这样的建筑消防安全应是重中之重。一方面,应该建立火情监测的快速反应机制。另一方面,对于突发的火情,当地有关部门应该建立扑救大火的应急预案。但这场大火,显然暴露了当地有关部门在消防设施准备和防范方面的诸多不足。

比如,消防栓在救火时没有水,无疑是致命“硬伤”。对此,当地消防部门回应称,入冬以后,香格里拉气温为零下十多摄氏度。为了防止冻裂,消防管道里不能充水,一些消防栓的水压也不足。在救火的关键时刻,消防栓不能马上“出水”,确实让人心情焦灼。我们不禁要问:当初在对消防设施进行规划设计时,为啥没有考虑到当地严寒的气候,并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呢?

相关新闻报道中,还有这样一个细节。香格里拉古城以其独特的旅游资源,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和国外的游客,给当地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商机。正因为如此,当地3000多户古城居民几乎“户户投资人人动手”。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独克宗古城的3000多栋古老的藏式闪片房装修一新。早在2009年,就有来自国内外300多客商在此开设了店铺。

常言道,有利益的地方就有江湖。因为旅游经济给当地带来了“财源滚滚”,小小的香格里拉古城现在寸土寸金,成了很多人投资的热土。过度的商业开发,显然对香格里拉古城是一种人为破坏,应该引起我们社会的警示和反思。

笔者认为,作为国内唯一幸存的独克宗藏族古城,它的文化和历史价值,远远高于给当地带来的现实经济利益。对独克宗藏族古城的保护,意义更加重大。一旦因为人为疏忽发生不测,造成的损失也就无法弥补。这样的底线应该坚守。所以,我们应该从这场大火中吸取深刻的教训:把“防患于未然”的细节做得让人放心,经得起考验。

画一张家庭逃生计划图,和爸爸妈妈一起查一查火灾隐患,这个寒假,本市中小学生将完成一份“寒假消防安全作业”。上海市教委透露,将在寒假开展中小学生“寒假学消防平安过大年”主题教育活动。(1月11日《新民晚报》)

听多了寒暑假变成“第三学期”,学生在补课班题海中沉浮的情形,现在读到这个“寒假消防安全作业”,不禁眼睛为之一亮。小学阶段开展火灾隐患识别和避险逃生教育,初中阶段重点开展避险和自救教育,高中阶段重点开展自救和互救教育,这样的安全避险教育有着迫切的现实意义。一直以来,说及消防隐患,舆论总是关注企事业单位及商厦超市、舞厅歌厅及其它公共场所,其实,家庭的消防安全同样也不能疏忽。家庭面广量大,其消防安全问题已成“重灾区”。统计显示,居民住宅火灾数量居各类火灾之首。

做好“寒假消防安全作业”,不仅要学习掌握必要的防火知识,更要把安全常识教化成良好的安全习惯,这样不少事故就可以避免。反之,则会使许多本不该发生的事故惨然发生。通过检查火灾隐患,可以发现存在的危险因素并一一消弭。家庭火灾的频频发生,“技术性”的原因当然多种多样,比如家用电器增多,加大了火灾概率;比如电线老化,埋下了火灾隐患;比如乱拉乱接线路,也是事故的温床;再比如液化气、煤气使用不当,都可能酿出灾祸。然而防范意识的淡薄,则是共同的也是根本的因素。另一方面,通过逃生演习,画出逃生计划图,掌握了逃生技能,也能在万一发生火灾之时,安全逃离。

寒假做“寒假消防安全作业”,看似少了学语数外的时间,但孩子获得了“非智力因素”,这是“智力因素”难以望其项背的收获。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然而起跑线决不等于分数线。这些年素质教育成为热词,但素质教育并不只是学一点琴棋书画——事实上,素质教育更是指综合能力和健康人格的养成,而一个“寒假消防安全作业”,也正是素质教育的生动体现,能让孩子终生获益。

所谓三好学生,这三好中本来就有“身体好”一项。而视力正常则是构成“身体好”的内容之一。如果视力不好,并且并不一定是遗传因素造成的,而是因为平时没有注意积极锻炼身体,以及卫生、科学用眼造成的,那么,将这样的学生排除在三好生之外,有什么不对?

现在,假如能够有更多的学校把视力纳入评三好生的必要条件,那么,能够想象的是,有可能在相当程度上促进家长在关注孩子学习成绩的同时,更要关注孩子的视力保护与身心健康,从而让更多的孩子真正实现德智体全面发展。

所以,对于这样的举措,从学校的角度来说,应该努力完善它,使之更为科学与合理;从家长的角度来说,则应该少些质疑,多些理解与支持。

杭州一位家长网友发帖称:孩子学校要评三好学生,其中有一条标准是视力保护状况良好,要求两眼视力都要达到5.0以上,4.6及以上的学生本学期视力下降两眼相加不高于0.2。4.6以下的学生不能评三好学生。因为近视有遗传原因,家长质疑这种做法不公平(1月11日《京华时报》)。

笔者注意到,不少人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造成孩子近视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并非主观原因造成,比如说有的学生天生视力不佳;有的是因为家庭经济条件所限,学习环境照明不够等。应该说,这样的质疑不无道理。毕竟孩子的成长是多方面的综合发展,如果就此对近视学生“一票否决”确实有些不近人情。相关部门将视力纳入学生评价体系之前,有必要咨询民意,对先天近视、后天近视,视力因素占学生评价的权重作出周到的制度安排。

但是,换个角度看,把学生视力等非智力因素纳入三好学生评选标准,对长期以来只注重成绩的传统“三好”评选模式具有矫正意味。三好学生评选标准参考学生视力等体育素质,具有一定的导向意义。我们不妨收起板砖,期待并支持。

“思想好,学习好,身体好”的“三好”标准,一直是人们心目中优秀学生的代号。“三好学生”评选在树立榜样、奖励先进方面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三好学生”评选的弊端逐渐显现。国家提出素质教育理念已经好多年了,提倡综合素质评价,禁止给学生排名排序,正在逐步成为教育界的共识。中小学生的发育、成长都没有定型,可塑性很强。尽管“三好学生”有榜样激励作用。但是能够评上“三好学生”的孩子毕竟是少数,这容易让被评上的孩子产生优越感,也会给其他同学带来心理负担。改革“三好学生”评选机制势在必行。

而且,“三好学生”评选的功利性越来越强。由于受应试教育观念的影响,不少地方“三好学生”评选出现了偏差,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三好”标准在某些评选者眼中异化成了学习成绩“一好”,“三好”俨然成了高分数的代名词。这无疑与素质教育的宗旨、“三好学生”的评选初衷背道而驰。

比“德智体三好”变“一好”更让人失望的是,由于“三好学生”被赋予了加分、保送,优先录取的待遇,“三好学生”也成了决定学生前途命运的重要依据。由于评选标准科学性不强,评选机制粗放,监督机制没有同步跟进,导致本应该广泛征求师生、家长意见,接受社会舆论监督的“三好学生”评选,成了权力监督的盲区。在某些地方,“三好学生”甚至成了官员、富商、教职工这些特殊群体子女的专利。本该考察学生综合素质的“三好学生”评选政策俨然成了权力寻租,制度走私的道具。如此“三好学生”评选不仅失去公正要义,教育功能也被异化。

与时俱进调整“三好学生”评选标准,给学生评价注入科学内涵,十分重要。针对学生体质健康下滑,学生近视率居高不下的实际,杭州市评选三好学生参考视力因素,体现了对孩子体质健康问题的重视,打破了“三好”变“一好”的评选潜规则,值得肯定。

进一步说,原有“三好学生”评选模式不仅体质标准需要调整,学生视力要重视,学生德育、智力评选标准也应该与时俱进作出调整。发现每位学生的闪光点,肯定每位学生的进步,激发每位学生的潜能,避免学生评价出现偏倚,应该是学生评价努力的方向。

因此,除了肯定杭州市评选三好学生参考视力因素的积极意义以外,我认为,还有两件事情要做。一是,在吸收广大师生、家长、教育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对“三好学生”评选标准进行全面清理、综合考量,制定科学全面的评选标准。二是,“正义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健全评选监督机制,把评选程序放在阳光下暴晒,主动接受社会监督,让评选结果体现公平正义,激发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上课没有固定教室,再也看不到教室门口挂着的班级名字;课桌没有抽屉,再也没有朝夕相处的“同桌的你”;学习、沟通都由导师负责,再也没有时不时在教室门口监督上课状况的班主任。这些似乎都是要到了大学才会启动的模式,但是杭州市绿城育华高中的同学们却提前感受了这样的氛围。

学生和学生之间存在着差异,可却要被禁锢在同一个班级听同一个教师的课,有时候,一个知识点,一部分同学懂了,而另外一部分同学却没有听懂,教师该怎么教?该按哪个层次教?这是教师经常遇到的难题,但“无班级管理模式”却不会遇到这种难题。这对于学生和老师来说,都是有利的,这也是真正的因材施教。

学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可以选老师还可以选难度,可以找最适合自己的老师和班级,这样不仅学起来有兴趣,而且还能够增强学习信心,成绩的提高也是相当明显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许多学生因为“无班级管理模式”而得到了改变。

其实,我们不必担心“无班级管理模式”会给学生带来什么弊病。毕竟高中生已经是成人了,有自己的主见,也清楚自己的学习能力,更重要的是,能够让学生得到更好地发展,个性化会强化。至于担心没有“同桌的你”更是多余。班级管理模式,虽然同学之间会很熟悉,以后回忆起,同桌的你,也会很亲切,但打破班级界限,反而同学会更多,认识的朋友也更多,人际交往的空间也变大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更有利于学生的健康成长。

因材施教的道理谁都懂,而“无班级管理模式”,则是与以前的“快慢班”有着本质的区别。“快慢班”是以催残学生的身心健康为代价,充满了教育歧视,特别是让分到慢班的学生抬不起头来,而“无班级管理模式”,是以让学生对未来充满希望为落脚点,因为学生的某门功课会选择学习程度慢些的班级,另外的功课,因为学得好,会选择学习程序快些的班级,这样能够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教师也能够更好地开展教育教学工作。这对于学生来说,是大有裨益的。值得尝试。

前几天,南京一位大妈的脚被私家车轧伤后,连说“没事”,然后悄然离开。大妈的大度值得我们“点个赞”,就叫她“南京好大妈”吧。(1月9日《现代快报》)

这样的消息今天在多起来。“孩子,我没事,我有医保,你赶紧上班去吧。”去年12月19日,沈阳大爷王福顺在被撞之后,说出的这句话感动了无数人,被网友赞为“中国好大爷”。几天前,52岁的大连市民丁宜香在过马路时被私家车撞倒,当私家车主表明自己是送孩子上学时,丁宜香说:“你走吧,送孩子上学要紧。”由于丁宜香是一位民警的妻子,因此被网友赞为“大连好警嫂”。现在又有一位南京大妈在脚被私家车轧伤后连说“没事”并悄然离开而被赞为“南京好大妈”。

但是这样的消息读多之后,也有了一个疑问,如果沈阳的这个大爷、大连的这个警嫂、南京的这个大妈,被车撞伤压伤之后不是说“我没事,你走吧”,而是要求肇事者负责,要求去医院检查诊疗,他们就不是“好大爷”、“好警嫂”、“好大妈”了吗?虽然所有的报道都没有这么说,但不争的事实是所有的报道都在有意无意地强调:被撞被压之后说“没事”,让撞人压人者走,才是好人。

这种具有强烈倾向性的倾斜,初衷或许是要张扬“善良宽厚”,但客观上造成的效果却是被撞被压之后说“有事”就变成了“不善良、不宽厚”,这公平吗,厚道吗?前不久北京一位大妈被无证驾驶摩托的老人撞伤,如果这个大妈也说“我没事,你走吧”,她肯定也成了一个“北京好大妈”,然而她却拉住了老外要说法,结果被人拍下照片上了网,并被指为讹人的“恶老太”。尽管真相很快大白,但这个冤案难道不是发人深省吗?

这些年,确有几个“徐老大”讹人,这种做法如同往道德的伤口上撒盐,令人深恶痛绝。但我们不能因此就一刀切:被撞被压之后说“没事”,让撞人压人者走,才是好人;被撞被压之后说“有事”,向撞人压人者要说法,就是坏人。我们不能非此即彼,不是“天堂”就是“地狱”,不能为了扶起一个就推翻另一个。不是骂杀就是捧杀的思维模式,问题的真相反而被蒙蔽了。

春节日渐临近,华龙网辟专题策划对我们的传统节日进行了一番梳理,让我们走进这属于思念、属于情谊、属于团聚的日子,去领略一把春节、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的文化内涵,去接受一把精神的洗礼,灵魂的检阅…(新闻链接)

就文化意义的价值遗忘来说,其实无论我们自己的传统节日,还是泊来的洋节,到了我们这儿,似乎都面临着价值遗忘的危机,少了点传统文化的沿袭与传承。吃棕子,不思屈原,吃月饼,不想嫦娥,七夕不知牛郎织女之典,重阳不去登高望远敬老思亲。节味在许多人那里,已十分寡淡,会有人在家人团坐的温馨餐桌上,查点人数,而对“少一人”大发思念之语吗?会有人在树上挂一树黄手绢等候一个人的归期吗?务实的社会足以淹没任何的酸腐和天真,月满西楼、吟诗作对的情趣点缀已成为奢望——你在节日里感今怀古,追索李白、东坡的诗韵,唐寅、板桥的墨意,别人会说你傻里巴几了。

包括那所有泊来的圣诞节也罢,情人节也罢,一水地都变成了吃节,乐节,谈情说爱节,发疯打闹节,寻花问柳第三者插足狂欢节,哪还有一星半点西方人原本那种饱含宗教精神内核的些许教义在,那忏悔、受难的文化精髓,那感恩、思过的灵魂洗礼,全都被某些年轻人改编成了具有“后现代”风格的荒诞剧。

只不过,洋节在某些年轻人迷恋其新奇感和“借以吓人”的虚荣感支撑下,这种心理,挑逗了精明的商家那商机发现的冲动,于是就包装出诸多促销创意,于形式上让洋节显得分外闹腾,所以相形之下,传统节日显得更为落寞。

拯救我们传统节日的价值遗忘,窃以为要靠两点,一是商业创新,发掘传统节日的商机卖点,当然,这种发掘,也不能走偏,不是那借以编织关系网,让更多的心机、更多的欲望深藏其间的挖掘,而是找出传统节日厚重文化意味,找准时机兆头,编织时尚噱头,创新发掘出有文化价值的商机。

另一是民俗教育,要从捍卫文化遗产的高度,将传统节日古老民俗沿袭与传承,其最重要的方式是进入课堂,同时进行类似《印象》系列的包装进入旅游业,将各地节庆地方性元素向国际化推广。在这个意义上,华龙网的专题策划梳理盘点,无疑也是留住传统节日的一种努力。

当然,更有最本质的拯救,就是国富民强。家中有粮,心里不慌,兜里有钱,天天过年,到了全面小康,苏东坡所说的“菊花开处乃重阳,凉天佳月即中秋”这种境界,就到来了,你想何时是节便是节,你想哪天过年便过年。

快到春节了,农民工讨薪的新闻又多起来了。类似情况,年复一年上演,相关法规一部部出台,专项整治也一次次开展,难题却始终没有彻底解决,这不禁令人深思,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

分析刚刚发生在郑州的一则农民工讨薪案例,或许能厘清一些症结所在。1月2日,郑州百余农民工集体下跪讨薪。从去年9月至今,他们找开发商,找建筑商,找政府部门,可谓想尽了办法,却依然两手空空。

在这个纠纷链条上,开发商不给建筑商钱,建筑商就和农民工“躲猫猫”,劳动监察部门介入3个多月,却连建筑商和开发商的人都没见到几回,最终逼得农民工一步步走上下跪讨薪的屈辱之路。

讽刺的是,这些农民工讨薪期间,适逢郑州市建委下发通知,要求做好2014年元旦、春节期间建筑领域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通知措辞严厉,称企业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轻则计入不良行为公示系统,重则被吊销资质证书、清出建筑市场。记者采访时看到,有工作人员将这则通知发给讨薪农民工,但农民工大多粗略一看就随手丢弃一旁。

不怪农民工持这种态度。实际上,事前、事中和事后,各地都有一套制度来预防欠薪。比如,建筑企业事先要缴纳工资支付保证金;对农民工工资必须按月支付,不能等年底集中结算;恶意欠薪入罪;将欠薪企业列入黑名单等。不过,令人失望的是,很多情况下这些制度在地方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定制度、出规章、发通知、搞督查,是各级政府解决欠薪问题惯用的手法,然而,面对讨薪农民工无助的面孔,我们应该替他们问问,这些制度到底有多少得到了切实执行?这些规章到底有多少落到了实处?这些通知到底有多少真正走出了“衙门”?这些专项督查活动之外的平时,相关职能部门到底又做了些什么呢?

客观地说,在治理欠薪方面,从中央到地方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不可谓不重视。而“顽疾”之所以迟迟未解,落实不力、执法不严恐怕是一个重要原因。许多地方职能部门面对欠薪问题,少见主动干预、积极作为,往往以“不是我们不作为,只是企业太狡猾”为由搪塞前来求助的农民工,致使许多农民工失去信心。

还有一些地方将清理欠薪当成应景式、运动式的工作,只在临近春节搞得轰轰烈烈,将替农民工讨薪多少当做政绩加以炫耀。

治理欠薪十几年,制度的笼子实际上早已经造好,关键在于,如何让制度的笼子真正发挥作用。各级政府部门需要拿出决心、勇气,强化执行力,踏踏实实将已有的规章制度落到实处,这样欠薪“恶虎”迟早会被关到制度笼子里,农民工也终将不再为讨薪发愁。

1月11日,福州晚报A3版报道了福州一网友分别用日本动漫人物名“冴月麟”、“东风谷早苗”购买两张动车票,顺利往返福州站至福州南站之间,在网上和读者中引发了很大关注和转载量,11日,记者亲身体验,用“庆丰包子铺”、“西门吹雪”作为车票上的人名,在12306网站订票、取票、乘车,确实实现从福州站到福州南站往返,中间还进行了改签和退票。(1月12日东南网)

用日本动漫人物名“冴月麟”、“东风谷早苗”购买两张动车票,并顺利往返福州站至福州南站之间,应该说,买票的网友不可能有“动漫身份证”,而却能够顺利买票、出行,这说明,铁路部门的火车票实名制,不过是一种摆设而已。

不过,“庆丰包子铺”、“西门吹雪”作为车票上的人名,能够在12306网站顺利订票,并在铁路部门售票窗口取票、乘车,并且还能改签、退票,还是让人感到非常诧异。因为按照火车票实名制规定,乘客必须使用身份证才能购票,而在乘车或者改签、退票时,也是需要提供身份证的,而乘客是不可能持有“庆丰包子铺”这样的身份证的。

“庆丰包子铺”、“西门吹雪”能够从网上顺利购票可以理解,因为目前12306售票系统并未与公安系统联网,不能识别公民的身份信息,因此也给“黄牛”倒票提供了机会,有人以假身份证号大量囤积火车票,找到买家后再退票,然后再抢票,这种方法屡试不爽。但是,“庆丰包子铺”、“西门吹雪”能够从铁路部门的售票处取票、乘车,甚至改签、退票,就让人不可理解了,为什么身份信息不一致还可以取票、乘车、改签、退票呢?用铁路部门工作人员的话来说,是“为了方便乘客出行,只要身份证号码正确,火车站一般都会让乘客上车”。

而“庆丰包子铺”不仅能够在12306顺利订票,在铁路部门人工窗口取票、乘车、改签、退票时,工作人员都没有执行实名制规定,就让“庆丰包子铺”取票、乘车、改签、退票,正是因为铁路部门执行实名制不严格,才导致了日本动漫人物来到中国购票、乘车,包括闹出了“庆丰包子铺”都能乘火车的笑话。

确实,铁路部门这样做方便了乘客,然而,既然实行的是实名制,那么,火车票上的身份信息就应该与身份证上保持一致,否则,就不是实名制,而是“虚名制”了,铁路部门就应该拒绝其取票、乘车,更不能改签、退票,铁路部门的“人性化管理”,让火车票实名制打了折扣,失去了应有的作用。

日本动漫人物和“庆丰包子铺”击中了火车票实名制漏洞,这说明,铁路部门实行的所谓火车票实名制,不过是铁路部门的一种自以为是,自以为火车票实名制了,实际上,并不完全是这么回事。

使用虚假的身份证号囤积火车票,使用虚假的名字可以买票、乘车、改签、退票,让火车票实名制全面崩溃,根本无法遏制“黄牛”的倒票行为,严重扰乱了售票秩序,影响了旅客的正常出行。因此,铁路部门应该在实名制上下点功夫,完善实名制售票制度。12306应该与公安系统进行联网,识别真假身份信息,而铁路的售票、检票窗口,应该加强身份信息的核实,而在乘车及出站环节,也应该加强实名制查验,将那些非实名制乘车的旅客堵在火车站之外,截在出站之前。只有严格实名制,才能发挥实名制的效力!

福州一网友分别用日本动漫人物名“冴月麟”、“东风谷早苗”购买两张动车票,顺利往返福州站至福州南站之间,在网上和读者中引发了很大关注。记者亲身体验,用“庆丰包子铺”、“西门吹雪”作为车票上的人名,在12306网站订票、取票、乘车,确实实现从福州站到福州南站往返,不仅顺利进出站,中间还进行了改签和退票。(1月12日《福州晚报》)

之前,“黄牛党利用抢票软件十分钟刷走1245张火车票”的新闻,曾引发公众强烈不满。黄牛刷票,除了技术上的漏洞之外,其中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实名制的名不副实。因为12306竟然无法鉴别身份证真伪,不与公安部门联网,只要随便编个名编个号就能顺利购票。不过,让人想不明白的是,黄牛用软件随意编写的假名假号,怎么就能换成买票者的真名真号?

根据相关报道的介绍,“黄牛找到买家,买家付款后,黄牛把囤积的票放出来,再用真实买家的信息去买到这张票”,就能顺利完成倒票过程。倒票黄牛的操作手法,似乎意味着订票信息还可更改,这很令人诧异。不过,更令人诧异的是,就算不更改,随便用个名,似乎也没有关系,因为“庆丰包子铺”都能当人名进站出站,并且改签退票,那还有什么名字,不可以随意编造来“实名”使用呢?

以“庆丰包子铺”之名畅通无阻地买票乘车,只能说火车票实名制在实际操作中的名存实亡之境。一方面,12306不能对虚假的“实名信息”进行任何有效辨识;另一方面,火车站以“方便旅客”之名也根本不核查车票上的实名制信息。请问,这到底是哪门子实名制?如此假模假式的实名制,只能限制那些遵纪守法的普通公民;除此之外,黄牛们则获得了极大的便利。

让人搞不明白的是,既然花那么大的力气和经费,搞了火车票实名制,为何却不能将其真正落实到位呢?这究竟是能力问题还是态度问题?是个名就能买火车票,就能持票上车,这样的实名制和公众开了一个很恶劣的玩笑;我们不得不问,究竟有多少火车票,就是以“庆丰包子铺”之类的虚假姓名被黄牛党不公平地“偷走”?是不是应该有人为此承担失职责任?铁路监管部门,该管管了吧?

原以为火车票实名制让“黄牛”失业了,没想到网络“黄牛”来势汹涌,“与网俱进”的倒票手段让铁路部门很无奈。近来,许多媒体曝光了网络“黄牛”利用抢票软件刷票的过程,以毫秒速度实时刷票,在短短10分钟内刷到1245张车票。有知情人透露,12306的新版验证码已被破解。虽然12306不断补漏洞和升级系统,但网络“黄牛”用像病毒一样的抢票软件,在利益驱动下以更快的速度钻空子,让在“一票难求”现实情况下本就不淡定的买票者更添堵。

如果没有执法部门跟进,如果破坏规则的抢票软件和违法的网络“黄牛”得不到追究和严惩,单纯的媒体报道,无异于帮其做免费广告。本来很多人不知道网络“黄牛”和抢票软件,媒体报道后广为人知,更多人去利用各种“神器”,加剧了购票秩序的混乱。

有人把矛头指向12306,习惯性地“吐槽”铁路部门,认为是其无能导致漏洞不断被攻破。这可能冤枉了12306,它也是流氓软件的受害者。据专家介绍,面对春运和节假日期间巨大的访问量和信息处理量,12306曾求助商业网站巨头的工程师,求解“逢节必瘫”,仍无法解决问题。除了原有的难题,现在,12306还要对付网络“黄牛”和恶意抢票插件。

前几天,铁路部门为了对付“黄牛”刷票,升级了新版验证码,动态验证码很晃眼,需仔细识别。就有人抱怨说:支持打击抢票插件,但不支持添麻烦——这种声音是不理性的。网络“黄牛”是每个规矩买票者的敌人,严重扰乱了秩序,抬高了买票成本,破坏了公平,买票者有义务为了打击“黄牛”刷票而承担一定程度的“麻烦”。打击黄牛党,买票者别把自己当外人。

媒体曝光了网络“黄牛”和抢票软件,现在需相关部门“严厉打击”的跟进。铁路公安机关称已采取措施,严厉打击网络“黄牛”恶意囤票倒票的不法行为。与此同时,铁路部门需要提升技术升级的能力,实名制虽然打压了原先黄牛党,但对网络“黄牛”的横行估计不足,需要跟上。

倒票背后是巨大的利益链条,仅靠铁路部门打击并不够,工信部门要依法对那些扰乱春运购票秩序和破坏公平的行为亮剑。去年春运时,抢票软件就已经泛滥成灾。工信部曾下达通知要求金山猎豹等浏览器停用“抢票软件”,可后来相关官员又出面否认叫停,只是建议互联网企业与相关部门增进沟通,共同帮助乘客顺利购票。这种暧昧态度,无疑是纵容了那些抢票插件,使其更加嚣张。这些软件不仅破坏着公平,有的还借“抢票”之名行“搭售”、“下载”之实,用抢票捆绑浏览器和其他安全软件,既绑架消费者,又破坏公平竞争,再不叫停,主管部门就有失职之嫌。

在福州做保洁的熊发明擦窗户时,随身携带的6000元现金不慎飘落到街道上,现场只找回300元。媒体报道后,不少当时捡钱的人主动将钱送了回来,还有各地的捐款。目前,熊大姐的账户已有440余笔款项存入,达11万余元。熊大姐对此说:“我们想的只是把丢的钱找回来,没想到会得到这么多的帮助,大家不要再给我捐钱了,我们不愿意拿那些原来不属于我的东西。”(京华时报1月13日)

农民工熊发明高空掉钱的心酸故事,在当地民警和媒体的呼吁下,得到了社会广泛关注和持续不断的爱心捐款。面对血汗钱“失而多得”,熊大姐并没有非分之想,而是奉劝大家不要再给她捐钱,一句“我们不愿意拿那些原来不属于我的东西”,让我们在为社会各界爱心点赞的同时,也不禁为朴实本分的熊大姐竖起大拇指。

如果仅从物权层面上看,社会各界给农民工熊大姐的爱心捐款,已经完成了对钱财所有权的转移,捐款应该由她自由支配。但站在道德角度考虑,爱心捐钱近乎丢失资金的20倍,社会各界如潮的爱心着实让人感动,熊大姐血汗钱不只是“失而复得”,而是“失而多得”,对这并非合法劳动所得的钱财,如果“占为己有”的话,难免会招致舆论的诸多微词。

对爱心捐款的归属问题,法律至今仍没有明确的界定,但是熊大姐已经做出了朴素而善良的决定:“请大家不要捐钱了,我们不愿意拿那些原来不属于我的东西。”熊大姐的这一举动无疑为农民工群体的整体形象加分添彩。是的,农民工们往往背井离乡,从遥远的乡村来到城市打工挣钱,养家糊口,他们做着城市最苦、最累的活,默默地为城市的发展贡献力量。他们文化水平可能不高,但知恩图报、朴实本分的特性在他们身上从未丢失。

言归正传。该如何处理这笔“多余”的捐款?在慈善公信力屡屡被质疑的情况下,这似乎让爱心遭遇了“甜蜜烦恼”。笔者以为,不妨考虑在通过捐赠人同意后,把这笔“多余”的爱心捐款设立帮扶农民工专项基金,并在慈善机构、爱心企业、爱心市民以及媒体机构人员的监督下阳光透明运作,确保专款专用。以此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农民工,用心接力爱心,让爱心扩散辐射,传递更多正能量,营造关爱、关心农民工群体的社会氛围。

一车6万多斤的橘子惨遭聚众哄抢后,货主仅仅拿到2000多斤完好的橘子。榆中县公安局11日透露,警方对“1·4”聚众哄抢橘子案进行查处。4名积极参加哄抢者被行政拘留并处罚款,还有30人受到批评教育等处理。但截至11日,无一名哄抢者退赔,货主、车主依然为巨大损失焦头烂额。(1月12日《京华时报》)

抢橘子、抢葡萄、抢活鱼、抢洗衣粉,近年来发生的聚众哄抢事件可谓屡见不鲜。每次哄抢之后,道德批判多、依法惩处少,赔偿损失更无从谈起。面对“1·4”聚众哄抢案,4人被行拘、30人受教育的处理结果似乎不足以为本案划上句号。货主及车主的15万损失谁来赔偿,聚众哄抢事件的频发势头该如何治理,诸多深层次问题值得关注与思考。

谈及聚众哄抢,人们常常将其归咎于部分国民的“素质低下”和“道德滑坡”,但理性分析,闹剧频发的背后或不无一种较为普遍的心理迷失,那就是当物品呈散落状态时,其产权清晰度和受保护程度随之减弱,很容易被视作“公物”或“无主物”,导致乱拿哄抢,即便是“物主”明明就在眼前。

如果说爱占便宜是人类趋利避害的人性本能,那么,法不责众的畸形心态无疑是这种道德灰斑的放大器和催化剂。可以说,经过多年来的普法教育和舆论对哄抢事件的口诛笔伐,人们对散落物品的产权归属应该心知肚明,但哄抢行为缘何还频频发生?这不仅出于“不拿白不拿”的从众跟风,更缘自“拿了也白拿”的侥幸免责。

“1·4”事件目前面临的尴尬是,该处罚的处罚了,该批评的批评了,但无人退赔、无人自首,由聚众哄抢导致的巨大损失更无人埋单。按照合同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货主有权要求哄抢者赔偿因哄抢造成的经济损失,作为合同约定的托运人,货主也可以要求车主承担违约责任,车主可再向哄抢者要求赔偿哄抢造成的损失。但维权取证难,诉讼成本高,只能让受害者望而却步、欲哭无泪。

聚众哄抢无异于乘人之危或趁火打劫,践踏法律尊严,败坏社会风气,其道德“破窗”的负面效应不可小觑。遏制聚众哄抢的蔓延趋势,必须高扬违法必究、执法必严的法治权威,破除“法不责众”的心理魔咒,以起到应有的警示与震慑作用。

1月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旅游绿皮书》建议,为应对旅游拥挤,应继续推动法定节假日放假安排的优化,包括增加2-6天法定假日,以期恢复“五一”黄金周,加长“春节”放假时间等。(1月8日中新网)

社科院报告建议恢复五一黄金周、延长春节假期,之所以得到广大网友的强烈支持,因为这跟此前的民调不谋而合。

的确黄金周,看上去多么具有诱惑力,听上去多么诱人。对于朝九晚五天天处于紧张状态的上班族来说,黄金周假期弥足珍贵,那可是休息的救命稻草。对于喜欢外出旅游的人来说那可是雪中送炭的休闲假期。

然而五一黄金周是如何消失的呢?赞成取消五一黄金周的人无外乎持有以下几个观点。一者,取消五一黄金周,增加几个短假期综合起来休息的天数要比黄金周的七天多。二者,黄金周的扎堆旅游让人看不到风景,却看到景区人满为患的恶劣环境。三者,除了消费者直观的感觉,2006年,以蔡继明为负责人的清华大学假日制度改革课题组的研究从理论的角度证明:从2000年到2005年6年间,实施黄金周的5月和10月的消费品零售总额相对于其他月份而言,并不如设想的那样,出现了所谓消费的高峰。

道理看似很充分,然而笔者以为假期就是假期,人为地给它背负太多的责任是不切实际的。振兴经济,扩大内需不能依赖于几天的假期,而一旦集中出游带来许多的“假期综合症”也不能全部归咎于假期制度,毕竟假期出游已经成了一种刚需。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没有了黄金周的集中放假,却寄希望于带薪假期恐怕要落空。毕竟当前大的背景是,我国劳动力严重过剩,在劳务市场严重不平衡的当下,连“人才”一词都带着几分戏谑的味道。而一路低迷的大学生就业率,则更让人感到不踏实。基于此,笔者只能无奈地看到,目前带薪休假制度只能在有限的单位实行,而对于大部分人而言只能是水中月,镜中花。

人民网曾调查显示:90%以上民众支持恢复五一黄金周。因此,放假决定理应尊重民意。所以,还是还假期于人民,无论人民怎么理解和怎么消费这个假期,旅游周也好,休闲周也好,会亲探友周,结婚周都是自由的选择;给人民休假权,同时在目前劳动力严重过剩的情况下尽量对带薪休假机制予以推进,切实地保证人民的休假,便是对民意的尊重。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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